基本事实是，地方国企拿地后，与多位民营股东共同开发，各方签订书面合作开发协议，民营股东真金白银投入，既实际出资，又参与管理，但却被以地方国企完全有独立开发能力、签订合作开发协议未经“三重一大”审批为由，否定合作开发协议的效力，进而认定民营股东入股分红构成贪污罪。

辩护人认为，这既违背客观事实，也不符合法律规定，国企有独立开发能力不代表就一定要独立开发，混合制开发符合法律规定和国家政策，也有利于分担项目风险；“三重一大”属于国企内部管理制度，不能以未经国企内部“三重一大”审批，就直接否认国企对外签署的合作开发协议的效力；再说，即使合作开发协议被认定为无效，也不等同于合作开发是虚假的，更不能直接等同于参股的民营股东就是贪污。

民营企业承担地方国企的多个工程建设项目，按照施工协议约定，国企的工程款应当根据工程完工进度按比例拨付。但实际中，工程款及时拨付较为困难，而为保障在建工程项目的顺利实施，国企便先以借款形式向承建的民企拨付资金，然后再补手续折抵工程款。

辩护人认为，不能人为割裂借款和工程款之间的实质关联，不能一方面长期拖欠着民企的工程款不给，另一方面却将以借款方式支付的工程款认定为挪用公款。这既不符合客观事实，更有违公平公正。

通过详细的证据分析，辩护人发现重大疑点。一审判决认定的行贿事实，时间跨度长，从2011年开始到2017年止，次数多达十余笔，而且绝大多数都是现金型的行受贿，主要的指控证据是三大块：一个是被告人银行卡的取现流水，重点是其中的大额取现，二个是行贿人的口供，三个是受贿人的口供。但令人惊奇的是，行贿人与受贿人的笔录内容竟然完全一样，一样的都省略了每一笔行受贿的请托事项，但一样的都很清楚地记得每一笔的时间、地点和金额。这显然既不符合言辞证据的特征，更不符合常理常识。证据存在的疑点，也为后续调查取证指明了方向。

一审判决认定的事实是，地方国企有关领导人员在与民营企业违规合作开发地产项目中，伙同民企负责人涉嫌偷逃税款，经当地税务机关认定，偷逃土地转让的增值税款800余万、滞纳金800余万、罚款400余万，由此认定有关人员涉嫌国有公司人员滥用职权罪，给国家造成2000余万的税款损失。但辩护人认为，国家税款损失不等同于国有企业的损失，在没有给国有企业造成损失的情况下，不能适用国有公司人员滥用职权罪。

从在案的证据来看，被告人虽然涉嫌串通投标，但在整个串通投标行为中处于从属地位，可争取认定为从犯。

辩护团队在家属的协助下，针对贪污罪、挪用公款罪、行贿罪以及自首情节等作了大量有针对性的调查取证工作，短短时间内初步形成了几十份、数百页的二审新证据，这些有力的新证据对客观还原事实具有重要的价值。

针对贪污罪，辩护人调取到了民营股东对合作开发项目实际出资的资金来源以及资金被实际用于项目开发使用的客观证据，足以证实民营股东是真金白银的真投资、真合作。

针对挪用公款罪，辩护人调取到了案发前经过双方对账确认的地方国企拖欠民营企业工程款的客观证据，证实地方国企长期拖欠民企工程款高达1.3亿余元，不能一方面拖欠民企工程款上亿元，另一方面却将民企以借款形式支取工程款的行为认定为挪用公款（未归还）。

针对行贿罪，辩护人调取到了被告人部分大额取现被实际用于发放工人工资的客观证据，取现金额、发放工资金额以及剩余存回卡中金额，都能完全吻合，足以证实该部分大额取现不是用于行贿，而是发放工资。

关于到案经过，辩护人调取到了有关证人证言，证实被告人完全是在人身自由尚未受到控制的情况下主动配合到案，应当依法认定为主动到案。

首先，上诉人对一审认定的事实、证据提出重大异议，可能影响定罪量刑，根据《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三十四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属于应当开庭审理的法定情形

其次，二审辩护人也认为一审判决存在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等重大错误，而且在二审中依法调取并提交了大量新证据，对此二审法院应当进行开庭审理并组织举证质证。

最后，考虑到本案案情复杂、社会影响重大，控辩双方对定罪量刑存在极大争议，二审法院应当充分保障程序公正，允许控辩双方充分举证质证、发表意见，既是保障被告人及辩护人的合法诉讼权益，也是为了防止冤假错案。

在提交书面材料的同时，辩护人也多次与负责二审的承办法官进行直接的沟通，充分阐述案件一审存在的问题以及二审应当开庭审理的理由。

但令人遗憾的是，经过上述的努力争取，辩护人等来的不是二审开庭的通知，而是二审法官要求辩护人尽快提交书面辩护意见的通知。在辩护人直接询问二审法官对辩护人提交的二审开庭申请是何态度时，二审法官未作正面回答，仍是催促辩护人尽快提交书面辩护意见，并表示合议庭会在一并研究后做出决定。

但根据辩护人的经验，二审法官此举明显是在完善二审应当听取律师辩护意见的法定程序，在辩护人提交书面辩护意见后，二审法官极有可能会直接书面维持。辩护人深知，二审的承办法官很可能已经有了不开庭的想法。辩护人也深知，如果本案二审不能开庭审理，则本案的二审结果大概率凶多吉少。

后续，随着审限的临近，二审法官多次电话催促辩护人尽快提交书面辩护意见，辩护人均顶住压力、严词拒绝。直到有一天，二审法官给辩护人下了最后通牒，意思是如果辩护人拒不提交辩护意见，法院也可依法裁判，但相应的后果由辩护人自行承担。

辩护人在与当事人及家属紧急沟通后，取得了对方的支持。因此，辩护人紧急做了以下两项工作：

一是跟二审法官作最后的据理力争。辩护人明确告知二审法官，根据刑事诉讼法的规定，上诉人对一审判决认定的事实、证据提出诸多异议，辩护人在二审中又针对性地调取了大量的新证据，而且对其中的贪污罪、挪用公款罪、行贿罪的部分事实以及国有公司人员滥用职权罪都要做无罪辩护，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二审不开庭直接维持，不仅严重违反程序公正，而且极有可能酿成冤假错案。

二是辩护人将本案的客观情况形成紧急情况反映向有关领导进行反映。

最终，在2023年龙年春节刚过，一上班辩护人就收到了二审法院送达的二审裁定书，撤销原判、发回重审！至此，经过努力的争取以及艰难的抗争，本案虽然最终二审还是未能开庭审理，但也暂时避免了二审直接维持的结果，为本案赢得了一次重新审理的宝贵机会。

第一，针对一审侦查卷宗，形成完整详细的质证意见，尤其是对关键指控证据，比如司法会计鉴定意见等，形成有力有效的质证。第二，继续深入突破调查取证，最终形成共计四组十九份数百页的新证据，完善辩方证据链条。第三，针对七名被告人制定不同的有针对性的发问提纲，力争通过有效发问还原案件事实真相。第四，针对案件的事实问题、证据问题以及法律适用问题，围绕争议焦点，深入展开论证，形成上百页数万字的辩护辩论意见。

通过庭前的充分沟通，一是能够向检察官、法官充分阐述律师的辩护观点，争取最大的可能去说服对方达成共识，二是在沟通中也能够一定程度上知晓检察官、法官对案件的意见，有利于律师更加精准的辩护。在不断的沟通中，能够感觉到至少重审一审的法官在某些问题上是倾向于支持律师的辩护观点的。

虽然是重审一审，但鉴于辩护人是二审才介入，所以提前与重审一审的法官做了充分的沟通，法院给重审一审也预备了充分的开庭时间。重审一审在激烈的氛围中持续了三天，控辩双方在事实、证据以及法律适用上进行了充分的发言和辩论。应当来说，通过法庭发问、举证质证，案件事实到底是什么，证据怎么样，旁听人员的心中都是比较清楚的，尤其是本案当地关注度较高，有很多的旁听人员。

另外，在本案的开庭以及庭后还发生了两个关于认罪认罚的小插曲。

一个是发生在庭审过程中的认罪认罚。在开庭的第一天，上午是对第一、第二、第三被告人进行发问，应当来说，通过当庭发问查明的事实对各被告人还是比较有利的。但中午休庭的时候，第四、第五被告人突然与检察院达成认罪认罚，相较于一审判决，都获得了相当幅度的减刑。待到下午发问的时候，效果就不是很理想。

二个是庭审结束后的认罪认罚。没想到，就发生在我们的当事人身上，据家属反馈，经过反复充分的考虑，也与法官、检察官做了比较充分的沟通，如果认罪认罚能够给到家属相对满意的量刑。作为辩护人，对于当事人及家属的决定，虽有遗憾，但也只能尊重。

最终，本案重审一审做出判决，对于国有公司人员滥用职权罪依法改判无罪，对于贪污罪、挪用公款罪、行贿罪、串通投标罪仍判处有罪，但在量刑上对各被告人均有所减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