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托型诈骗是司法实践中罪与非罪、此罪与彼罪界限较模糊的刑民交叉案件类型之一，其核心特征表现为行为人以帮助他人办理入学、就业、司法干预（民商事裁判、刑事强制措施、无罪、罪轻、减刑等）、工程承揽、资质办理等事项为名义，收取“办事款”“活动费”后，因事项未办成、款项未退还等引发刑事指控。其中，行为人在收取请托款过程中出具借条、欠条、收条等债权凭证，是此类案件最典型的行为特征，也往往成为左右案件定性、引发控辩争议的核心焦点。本文立足刑事辩护视角，结合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权威无罪判例及法学专家的公开学术观点，重点探讨债权凭证在请托型诈骗案件中的出罪功能与适用边界。

研究认为，债权凭证虽反映的是民事法律关系，但其所对应的真实债权债务合意、行为人真实还款意愿及实质履约行为，能够有效排除诈骗罪的非法占有目的，成为阻却刑事犯罪成立的关键依据；同时，若被害人可通过民事途径实现债权救济，从刑法谦抑性原则出发，应排除刑事规制。本文从债权凭证行为样态、出罪认定标准、特殊争议情形、实务辩护要点四个维度，系统梳理债权凭证的出罪逻辑与实操路径，明确事前真实出具、事后主动补具且伴随履约行为的债权凭证的出罪价值，为请托型诈骗案件的出罪辩护提供坚实的理论支撑与可落地的实务指引，助力辩护律师精准厘清刑民边界，避免刑事手段不当介入民事纠纷。

司法实践中，请托型诈骗案件的刑民边界认定常出现特殊争议场景，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被害人已在刑事报案前通过民事诉讼途径主张请托办事款，且民事裁判文书已生效，但因行为人无足额财产可供执行、执行进度缓慢等客观原因，未完全执行到足额款项，此后被害人又通过刑事报案的方式，要求追究收款人的刑事责任。此类情形下，收款人的行为是否成立诈骗犯罪，不仅关系到当事人的合法权益，更关乎刑民救济的边界划分与司法裁判的统一性，也是辩护律师开展无罪辩护的重要场景。结合前述裁判规则与刑法基本原理，可从四个核心层面展开分析，明确“民事生效裁判未足额执行，不能成为启动刑事追诉的理由”的观点及不成立犯罪的结论，为辩护律师提供明确的实操指引。

（一）生效民事裁判的既判力，排除刑事诈骗的认定空间

既判力是民事裁判的核心效力，指生效民事裁判所确定的当事人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具有不可变更性和不可争议性，非经法定程序不得撤销或变更。被害人在刑事报案前，主动选择通过民事诉讼途径主张权利，表明其初始认可双方之间系平等主体之间的民事法律关系（如借贷、委托合同关系），而非刑事诈骗所对应的刑事法律关系；人民法院经过审理后作出的生效民事裁判，已对案涉款项的性质、双方的权利义务作出明确认定，确认该款项系民事债权债务，而非诈骗犯罪所得，双方的纠纷属于民事纠纷范畴，这是认定此类情形不构成诈骗犯罪的首要前提。

若在民事裁判生效后，仅因执行不能（即无法足额执行到款项）便转而以刑事报案的方式追究收款人的刑事责任，本质上是对生效民事裁判既判力的否定，也违背了“一事不再理”的司法原则。“一事不再理”原则要求，对于已经人民法院生效裁判处理的案件，当事人不得再就同一事实、同一法律关系另行主张权利，司法机关也不得重复处理。此类情形中，双方的款项纠纷已由民事裁判作出最终认定，若再以刑事手段介入，会导致同一纠纷被民事、刑事双重评价，造成司法裁判的混乱，不符合司法统一性的要求。从辩护律师视角而言，可重点援引生效民事裁判文书作为核心辩护证据，论证双方法律关系已被民事司法确认，不存在刑事诈骗的认定空间，请求司法机关驳回刑事报案或撤销案件，这是此类案件无罪辩护的核心切入点。

（二）执行不能≠非法占有目的，不能倒推行为性质转化

诈骗罪的核心构成要件是行为人在取得财物时具有非法占有目的，而非法占有目的的认定需坚持主客观相统一原则，结合行为人取得财物时的主观状态、款项用途、还款态度、履约行为等综合判断，而非仅凭“未足额还款”这一结果倒推，这是辩护律师排除非法占有目的、否定诈骗犯罪的关键逻辑。执行不能的原因具有多样性，实践中多为行为人经营亏损、财产贬值、暂时无履行能力等客观因素，并非行为人主观上具有非法占有款项、逃避还款义务的故意，不能将执行不能等同于非法占有目的。

结合肖军诈骗案的裁判要旨，认定非法占有目的的核心是“取得财物时的主观意图”，而非“事后的履行结果”。若行为人在取得请托款时，不存在虚构核心事实、隐瞒关键真相的行为，未将款项用于挥霍、隐匿、转移，始终与被害人保持沟通，在民事诉讼中积极应诉、配合执行，即便最终因客观原因无法足额履行生效裁判确定的义务，也仅属于民事执行层面的问题，系民事违约范畴，不能上升为刑事诈骗犯罪。辩护律师可重点举证行为人在取得款项时的行为表现、款项用途、民事程序中的配合态度、财产状况等相关证据，论证执行不能系客观因素导致，行为人无非法占有目的，进而否定诈骗犯罪的成立（该论证逻辑与肖军诈骗案“主观无非法占有目的，即便未足额还款，亦属民事违约”的裁判要点完全契合）。

（三）刑法谦抑性原则要求，优先适用民事救济途径

刑法谦抑性原则是刑法的核心基本原则之一，其核心内涵是：刑法作为最严厉的法律制裁手段，仅应适用于社会危害性达到犯罪程度、无法通过其他法律途径救济的行为，对于能够通过民事、行政等途径有效救济的纠纷，不应轻易启动刑事追诉程序。此类情形中，被害人已通过民事诉讼获得生效裁判，依法享有民事执行债权，即便暂时未足额执行到款项，也并非无救济途径，这是排除刑事规制的重要依据。

被害人可通过追加被执行人、查询被执行人财产线索、申请财产保全、恢复执行、参与分配等民事手段，持续推进债权实现，而非直接启动刑事追诉。若允许被害人以“执行不能”为由启动刑事追诉，会导致刑事手段过度介入民事纠纷，违背“刑事优先于民事”的例外适用原则——刑事优先仅适用于民事纠纷与刑事犯罪存在牵连、无法通过民事途径救济的情形，而执行不能显然不属于此类情形。“民事救济的可能性，是判断行为是否构成刑事诈骗的重要辅助标准”，若被害人可通过民事执行程序逐步实现债权，就不应认定行为人的行为构成诈骗犯罪。

（四）规避执行行为与诈骗行为的区分，避免不当牵连认定

需特别明确的是，若有证据证明行为人在民事诉讼过程中，存在隐匿财产、转移财产、虚假诉讼、拒不执行生效裁判等规避执行的行为，且该行为达到刑事犯罪程度（如构成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可依法追究其相应的刑事责任，但不能以此为由倒推其此前收取请托款的行为构成诈骗犯罪，这是辩护律师需重点区分的辩护要点，避免出现定性混淆。

规避执行行为与诈骗行为系两个独立的行为，二者的犯罪构成、行为指向、主观故意均不相同。规避执行行为指向的是生效民事裁判的执行秩序，主观故意是逃避履行民事还款义务；而诈骗行为指向的是被害人的财产所有权，主观故意是取得财物时的非法占有目的。二者不能混淆认定，更不能以行为人存在规避执行行为为由，不当牵连其此前的民事行为被认定为刑事诈骗。这也是辩护律师需重点区分的辩护要点，在庭审中应明确区分两个行为的界限，避免因行为人规避执行的行为，导致其此前收取请托款的行为被错误认定为诈骗犯罪，最大限度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基于上述性质认定规则、特殊争议情形的分析，结合三个权威无罪判例的裁判逻辑，针对债权凭证这一核心争议证据，可从无罪辩护、量刑辩护、程序辩护三个维度，提炼体系化的辩护要点，为辩护律师办理此类案件提供精准、可落地的实操支撑，助力提升辩护效果。

（一）无罪辩护核心要点：以债权凭证为核心，否定诈骗罪构成要件的该当性

无罪辩护的核心逻辑，是通过债权凭证对应的全案事实，结合判例确立的裁判规则，论证案件属于平等主体之间的民事纠纷，不符合诈骗罪的构成要件。三个无罪判例，分别对应了三类核心无罪辩护路径，辩护律师可结合案件具体情况灵活适用。

其一，基础法律关系之辩。以肖军诈骗案的裁判规则为核心，结合债权凭证的出具背景、内容约定、双方沟通记录、转账流水等全案证据，论证双方存在真实的民间借贷关系或委托合同关系。若债权凭证由行为人以真实身份出具，对款项用途、还款期限、利息约定、违约责任有明确约定，双方存在真实的借贷合意，被害人给付钱款的目的是出借资金而非支付请托款，即便存在部分借款事由的虚构、款项用途的变更，也仅属于民事欺诈范畴，不符合诈骗罪的构成要件。同时，若债权凭证对应的请托事项真实存在，双方的权利义务约定明确，即便存在履约瑕疵，也仅属于民事委托合同纠纷，应排除刑事犯罪的认定。

其二，非法占有目的排除之辩。以黄钰诈骗案的裁判规则为核心，重点举证债权凭证的出具，能够直接排除行为人的非法占有目的，这是无罪辩护的核心抓手。针对事前出具借条、欠条的案件，重点举证行为人身份真实、未隐匿行踪、始终与被害人保持沟通、无挥霍款项、转移财产等行为，即便款项用途与约定不符，也不能直接认定非法占有目的；针对事后补具债权凭证的案件，重点举证行为人补签凭证的真实目的是承担还款责任，而非逃避刑事追责，通过举证行为人持续还款的银行流水、提供担保的书面材料、与被害人的沟通记录、自身的履约能力证明等，论证行为人具有真实的还款意愿和实质履约行为。尤其是在案证据能够证明，行为人在被害人尚未发觉被骗、未催款、未报案的情况下，主动出具债权凭证、提出还款要求，且具备足额还款能力的，应直接援引黄钰诈骗案的裁判规则，结合张明楷教授“事后主动弥补、承诺返还，足以证明其无非法占有目的”的观点，论证行为人无非法占有目的，不构成诈骗罪。

其三，实质履约行为之辩。以高淑华、孙里海合同诈骗案的裁判规则为核心，全面举证行为人收取款项后，为推进请托事项实施的全部实质行为，包括对接相关人员的沟通记录、支付办事成本的转账凭证、推进事项落地的相关材料等，证明请托事项真实存在，行为人具备履约的基础与实际行动，事项未办成系客观原因导致，行为人未虚构核心事实、隐瞒关键真相，无诈骗的主观故意与客观行为。即便行为人收取款项后，将部分款项用于项目相关的债务清偿、经营周转，而非直接用于请托事项的直接支出，也属于正常的经营行为，不能据此认定具有非法占有目的，案件属于民事合同纠纷，不应纳入刑事规制范畴。

（二）量刑辩护核心要点：以债权凭证为依据，实现从轻、减轻处罚的辩护效果

对于证据确实充分、无罪辩护空间有限的案件，辩护律师可围绕债权凭证相关情节，结合判例中的量刑裁判规则，提炼从轻、减轻处罚的辩护要点，最大限度实现最优量刑效果，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其一，犯罪金额扣减之辩。结合债权凭证的内容与款项流水，严格区分诈骗金额与合法民事债权，这是量刑辩护的重要切入点。对于凭证中载明的、有证据证明的真实借贷往来款项，与请托办事款无关的部分，依法申请从指控的诈骗金额中予以扣减；对于行为人出具凭证后已实际归还的款项，依法主张从犯罪金额中扣减，或认定为退赃退赔情节，争取从轻处罚。黄钰诈骗案中，一审法院认定诈骗金额为66.5万元，正是扣减了被害人此前向行为人借款的7万元，该裁判规则可直接适用于金额扣减的辩护中。诈骗金额的认定应坚持实质审查，区分合法债权与诈骗所得，对于真实的借贷款项，不应计入诈骗金额，这是主客观相统一原则的具体体现。

其二，主观恶性弱化之辩。举证债权凭证的出具，体现了行为人无逃避责任的主观故意，与典型的诈骗犯罪存在本质区别，以此论证行为人主观恶性较小，请求法院从轻处罚。尤其是事前出具借条、欠条的案件，可论证行为人在收取款项时便以书面形式确认了还款责任，主观恶性显著小于无任何凭证、肆意挥霍的诈骗行为；事后补具凭证的案件，可论证行为人主动确认还款义务，体现了认罪悔罪的态度，主观恶性较小，依法应从轻处罚。黄钰诈骗案中，二审法院正是基于行为人案发前有积极返款的意愿，将一审十年有期徒刑改判为三年有期徒刑缓刑五年，该裁判逻辑可直接作为量刑辩护的核心依据。量刑应结合行为人的主观恶性、行为情节、事后表现等综合考量，对于主动出具债权凭证、有还款意愿的行为人，应认定其主观恶性较小，依法从轻处罚。

其三，退赃退赔与刑事和解之辩。以债权凭证约定的还款方案为基础，积极推动行为人与被害人达成退赃退赔协议与刑事和解，全额或部分履行还款义务，取得被害人的书面谅解。结合最高人民法院的量刑指导意见，对于达成刑事和解、全额退赃退赔的案件，可依法主张减少基准刑，情节较轻的可争取不起诉或缓刑的适用，这是实现从轻、减轻处罚的重要途径。

（三）程序辩护要点：以债权凭证为基础，厘清刑民边界，阻断不当刑事追诉

针对公安机关以刑事手段插手民事经济纠纷的案件，辩护律师应严格依据《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充分发挥检察职能服务保障“六稳”“六保”的意见》中“严格区分经济纠纷与刑事犯罪，坚决防止把民事责任变为刑事责任”的规定，结合三个无罪判例确立的“能够通过民事途径救济的，不宜认定为诈骗犯罪”的裁判规则，向办案机关提交书面法律意见，论证案件属于民事纠纷，不符合诈骗罪的立案条件，依法应撤销案件，告知被害人通过民事诉讼途径解决，实现程序上的无罪辩护。

尤其是对于双方已达成合法有效的还款协议，出具了规范的债权凭证，行为人正在依约履行还款义务，无任何逃避责任行为，被害人可通过民事诉讼实现债权的案件，表明行为社会危害性较低，不宜认定为刑事诈骗，这是程序辩护的核心理论支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