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崇杰

东卫（宁波）分所主任

西南政法大学刑事辩护高等研究院副院长

各位专家、各位同仁：

大家下午好！

我发言的题目是《涉外刑事案件中的协商制度》。2018年刑诉法修改时确立了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但并未对控辩协商制度作出明确规定。因此，在司法实践中，辩护人与公诉人在审查起诉环节究竟如何进行控辩协商，仍是一个现实问题。

2019年，我应宁波市检察院邀请进行交流时曾判断：刑诉法修改后，所谓的“控辩协商”有可能演变为公诉人与被告人之间的直接协商，有时甚至会撇开辩护人。值班律师制度虽然建立，但往往流于形式。而在没有值班律师、仅由委托辩护人参与的场合，控辩协商制度至今仍未真正落地。

从一般刑事案件来看，控辩协商的缺失已经是一个突出问题；而涉外刑事案件则更具特殊性。根据最高检2025年的报告，涉及外国人犯罪的案件接近5万人；到2026年，这一数字已超过5万人。随着我国改革开放不断深入，外国人违法犯罪的比例也在上升。如何在审查起诉阶段通过协商机制保障外国人的诉讼权利，成为一个新的课题。一般刑事案件与涉外刑事案件中的协商制度，是共性与个性的关系。只有先建立普通刑事案件的控辩协商制度，才能使涉外案件的协商制度更加明确、更加契合其特殊性。

那么，在办理涉外刑事案件的过程中，我们是否真正感受到了协商制度的存在？所谓制度，应当有具体的统计和评价。例如，各级检察机关在认罪认罚案件中，辩护人意见的采纳情况、协商的实际效果等，是否有官方统计？现实中我们并未见到。原因在于，当前审查起诉阶段的控辩协商是不对等的，辩护人处于被动地位。没有制度性的规定和规则，我们如何与公诉人进行协商？协商的效果如何、方式是什么、地点在哪里——是在看守所门口，值班律师办公室，还是其他地方？有“地方”才有“地位”。如果连协商的场所和规则都没有，控辩协商的价值如何体现？不能只喊口号。

因此，在现行立法和司法框架下，我们首先要确立一套制度体系，即建立控辩协商制度，并将其提升到等同于或类似于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层面，应有更高层级的位阶或相对完善的规则加以明确。只有这样，辩护人在办理刑事案件、尤其是在审查起诉阶段，才能与公诉人进行更有效的沟通。

从我办理涉外刑事案件的实践来看，涉及外国人犯罪时，公诉人通常还会客气地与你沟通一两次，因为每一次诉讼程序的变更都需要依法通知。而在普通刑事案件中，相关制度的落实尚不到位，涉外案件中协商制度的建立就更加迫切。很多案件、很多舆论都涉及境外因素，每一起案件都必须做到公平公正。如何体现？正是通过律师的辩护工作，展现对外国人、对涉外案件更加公正的态度。因此，建立涉外刑事案件中的协商制度迫在眉睫。当然，前提是普通案件中的控辩协商制度要先建立并细化。我讲的其实是一个“源头问题”、一个“平台问题”，也是辩护人的“地位问题”。有了地位和平台，才能履行刑诉法赋予辩护人的各项职责。没有平台，法律适用问题、证据问题、算法问题、跨境调查取证问题等等，又该如何解决？是完全听从公诉机关的意见，还是主动争取？如何争取？不见面、不协商，这正是我们办理刑事案件中常见的困境。要打破这一瓶颈，实现与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有效对接，确立控辩协商制度势在必行，这也是当前立法完善的迫切任务。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