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4月10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联合发布《关于办理贪污贿赂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二）》（下称《解释（二）》），自5月1日起正式施行。其中第十六条以违法所得归属与财产混同审查为核心，确立了行贿犯罪的穿透式认定规则，对长期处于商业贿赂监管焦点的医药行业产生深刻且直接的影响。

过去，医药企业面临的风险以行政处罚、医保招采信用惩戒、行业纠风整治为主，整体以行政风险为核心。《解释（二）》实施后，刑事追诉力度显著加强，行业风险格局转向刑事、行政、信用、行业禁入多层叠加的立体监管状态，企业一旦触碰红线，将面临刑事责任、市场准入、经营资格的多重约束。

《解释（二）》第十六条的施行，标志着我国医药领域行贿犯罪的司法认定，正式从形式审查转向实质穿透。司法机关不再仅以“以谁的名义、由谁决定”作为判断标准，而是以违法所得实际归属与财产混同程度作为核心依据，对单位行贿与个人行贿作出实质性界分。

在医药行业场景下，穿透认定的核心逻辑在于：名义上的行为主体不等于责任主体，利益最终流向才是定罪关键。若行贿行为由单位决策、资金来源于单位、利益归属于单位经营收益，即便由个人具体执行，仍应认定为单位行贿。反之，若个人与单位财产高度混同，公司账户与个人账户随意混用，行贿所获利益最终通过分红、关联交易、资金回流、体外循环等方式归于个人，则司法机关可直接刺破公司面纱，以个人行贿罪追究实际控制人、主要经营者的刑事责任。

实践中，“财产高度混同”的认定已形成清晰裁判口径：包括公司资金用于个人购房、购车、子女教育、投资理财等非经营性支出；公司与个人账户无合理事由频繁大额划转；以借款、预付款、备用金等名义长期占用公司资金；关联企业之间无真实交易背景的资金流转等。上述情形在医药行业尤为高发，也成为司法机关重点穿透的对象。

同时，鉴于医疗领域属于司法解释明确列举的行贿从重处罚领域，一旦被认定构成行贿犯罪，无论是单位行贿还是个人行贿，均将直接触发量刑升格。这意味着，在穿透认定的基础上，医药企业及相关责任人员面临的刑事制裁强度显著高于其他行业，风险呈现倍数级放大。

CSO/CSP、学术推广、咨询服务、科研合作等医药行业典型模式，也被纳入穿透审查范围。若医药企业与第三方机构之间不存在真实服务内容，仅以“市场推广费”“咨询费” 为通道进行利益输送，且相关利益最终归属于企业或个人，司法机关可直接认定行贿行为，并根据资金流向与利益归属，穿透至医药企业单位责任或实际控制人个人责任。

可以说，《解释（二）》第十六条已构建起资金流—决策流—利益流三流合一的穿透式审查框架，医药领域任何试图以“单位名义”掩盖个人行贿、以“第三方通道”隔离自身责任的安排，均面临极高的刑事识别风险。

面对穿透式监管，医药企业必须建立实质合规体系，将反贿赂要求贯穿公司治理、业务流程、资金管理与第三方合作全环节。企业应在章程、内控与决策机制中明确反贿赂立场，划定学术推广、费用报销、医药代表执业的合规边界，对第三方机构实施准入审查、过程审计与责任约束，确保所有商业行为真实、合理、可追溯。

同时，还应当建立财务与法务协同的监控机制，严格区分单位财产与个人财产，杜绝公私账户混用、无商业实质资金往来、异常关联交易等可能被认定为财产混同的情形，通过规范资金流向、固定决策依据，实现单位责任与个人责任的有效隔离。

最后，企业还应建立常态化风险排查与整改机制，对近年高风险费用与业务开展自查，及时纠正不规范行为并清退不当利益。在风险发生后，可依法运用主动交代、退缴违法所得、配合调查等从宽处理规则，同时做好医保招采信用管理与失信修复应对，实现刑事、行政、市场准入合规的统筹管理。

姚琴 | 北京总部